咱们看看中国本土的奥地利学派是怎样骂央行这次加息的吧：降息意味着货币进入宽松周期。
内地和香港投资者投资对方股市市场的股票时，受对方上市公司证券监管机构保护，同时也受对方证券监管机构监管约束。在全过程性监控原则下，沪港通所有的交易行为都在交易所、结算公司的系统内进行，股票交易双方的交易行为、交易价格、交易主体、应该都有记录，这是监控市场的重要数据。
具体到RQFII额度，以香港的额度最多，达2700亿元人民币，台湾的额度为1000亿元人民币，伦敦的额度800亿元人民币，新加坡的额度500亿元人民币，法国的额度800亿元人民币。如果内地合格投资者投资境外证券市场试点的网络系统也出现故障，如果遇上熊市，则投资者将无法抛售股票，肯定也会出现损失。沪港通标志着内地与香港双向资本市场开放步入新的阶段。而内地投资者买入港股时，用人民币支付，再由中国结算把人民币带到香港、并在香港兑换成港币、最后交付给香港结算进行结算。沪港通标志着内地与香港双向开放资本市场的实质性启动 在李克强总理宣布开通沪港通的当天下午，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发布《联合公告》，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将允许两地投资者通过当地证券公司（或经纪商）买卖规定范围内的对方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也正是这样，具体到个人投资者，由于双方股市波动的风险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参照内地A股的暂免个人所得税政策，将投资者保护作为首要目标，对于沪港通的个人投资者给予优惠性的财税政策是很有必要。在对股市信息披露方面，内地与香港投资者在了解对方市场信息、具体股票信息和具体公司的实际经营信息的渠道和路径也有局限。这样，我们在今年迎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
恢复国民经济的伟大胜利，使人们高估自己的能力和滋长了虚夸的思想。正当国内朝野人士积极探索体制改革目标，急需理论支持的时候，时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的教授和另一位卸任会长博士组织学会同人编写了国内第一部《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共14本），对市场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实际上，改革方法论也就是改革的总体设计如何化为现实的问题，与机制设计里的执行理论的基本思想有相通之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将中国引入了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新时期。
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有五个特点：第一，它是一个统一市场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的，由于条块分割而变成碎片化的市场。这样，中国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并于2001年加入WTO。
这么多项改革应该从哪里着手呢？一方面，经济社会体系的改革不能单项突进，而要由若干个相互联系的改革配套进行。而一旦这些试验取得成功，就继之以在更大范围内的推广，使整个社会分享成果。将它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建设具有这样五个特点的市场经济制度应该说是很高的要求，它涉及很多方面的改革。
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这种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体制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活力是有限的，需要确立更加明确的体制改革目标，进行更加全面和系统的新体制建设。第五，它拥有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还包括各类要素市场。匆忙建立起苏联式的集中计划体制非但没有激发起人民大众的创造热情，相反造成了已故毛泽东主席也承认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局面。思想解放运动促使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中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全面专政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宣布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不过在当时，中国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战后几十年的加速发展所知甚少，社会科学界与国际主流也隔绝多年，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对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并不十分清晰。例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个重要目标，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需要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才有可能实现。
毫无疑问，对于改革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或者如R·所说思想市场的建立，是改革向前推进的必要前提。体制边缘的种种改革，为突破计划经济的僵化体制开辟了一定的空间，促成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显然，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的修补改良并没有消除其体制痼疾，没有改变信息低效率和激励扭曲的状态，却想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力压制和管控,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结果是在错误的道路上愈陷愈深，甚至使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濒临崩溃的边缘。田国强教授受业于机制设计理论之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L·赫维茨（Leonid Hurwicz），对现代经济学尤其是激励机制设计有着精深的理解。第三，它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而不是存在大量行政垄断和缺乏竞争的市场。其内在合理性在于允许下层主体进行创新性探索，中央政府也在不完全否定原有体制的条件下做出一些变通性的安排，使改革试验得以进行。第四，这个市场是有序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规则（法治）基础之上的。（本文是先生为田国强教授《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振兴中华变革论》一书所作序言） 来源：第一财经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改革 。
这也正是田国强教授及其助手和学生博士合著的这部《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振兴中华变革论》一书所深入讨论的。一篇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文，把一缕探索真理的阳光照射到过去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不允许有丝毫质疑的旧思想路线上，使许多人从蒙昧和迷信中解脱出来。
理论界在改革方案的确定和执行上，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它是一个对一切市场主体开放的市场，而不是把市场主体分为三六九等，不能获得平等对待的市场。
然而，晚清政权和民国政府的种种尝试并没有建立起长远发展的制度框架，内外战争更是将20世纪30年代得来不易的经济发展成果摧残殆尽。这些试验和探索的基本目标就是改变国家的积弱状态，实现民族复兴。
于是，本世纪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爆发了一场中国向何处去：是强化各级政府和国有经济对社会经济的掌控，向国家资本主义倒退，以致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还是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的大争论。其中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与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协调推进。每一个阶段，应当选择一些最为重要和关联性最强的改革项目率先进行改革，使发展和改革尽早进入良性循环，保证市场体系建设由低到高地向前推进。经过多年的努力探索和曲折起伏，中国在1992年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且从1994年展开了以财政、银行、外汇等体制为重心的全面改革。
因此，对于其间每一个阶段的最小一揽子改革方案，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另一方面，又不能够四面出击，面面俱到，分散地使用力量。
中国开始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全会指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在本书中，他把自己的学术专长运用到中国改革的实践中，对改革的方法论也多有论述，比如他提出中国改革要取得成功，需要采取明道、树势、优术、抓时四位一体的方法。近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上进行了诸多的试验和探索
正当国内朝野人士积极探索体制改革目标，急需理论支持的时候，时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的教授和另一位卸任会长博士组织学会同人编写了国内第一部《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共14本），对市场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中国在1956年提出、1958年实施的改革，就是要在计划经济基本体制不变的条件下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希望以此给经济注入活力。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这种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体制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活力是有限的，需要确立更加明确的体制改革目标，进行更加全面和系统的新体制建设。不过在当时，中国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战后几十年的加速发展所知甚少，社会科学界与国际主流也隔绝多年，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对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并不十分清晰。
第三，它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而不是存在大量行政垄断和缺乏竞争的市场。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全面深化改革制订了总体方案。
在公私兼顾、劳资两补、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建设方针的推动下，在短短几年中就医治好了战争的创伤，使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这样，我们在今年迎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
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用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做出了明确响亮的回答。在本书中，他把自己的学术专长运用到中国改革的实践中，对改革的方法论也多有论述，比如他提出中国改革要取得成功，需要采取明道、树势、优术、抓时四位一体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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